近日，以“促进数实融合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2023（第二十二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咨询委员会主任邬贺铨在会上指出：“当前是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的新一轮机遇期，互联网企业不仅要降本增效，更积极的做法是加大创新力度，发挥经济新引擎的更大潜力。”

    我国互联网发展现状

    2022年以来，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备受重视，网络法治建设逐步完善，网络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数据安全保护体系更趋完备，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有所进展，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着成效。

    具体来看，我国互联网行业呈现如下发展特征：一是在基础资源与技术方面，我国骨干网络架构不断优化，5G网络建设和应用全球领先，以双千兆网络为代表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算力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云计算市场总量稳定增长；数据要素基础制度获得重要突破，数据空间技术体系探索加快；大模型驱动产业加速，可信AI进入实践阶段；移动物联网连接数率先实现了“物超人”；车联网进入以汽车、交通运输实际应用需求为牵引的先导应用新阶段；区块链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应用广度深度加速拓展。

    二是在互联网应用与服务方面，随着数字政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我国电子政务国际排名达到新高；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能力不断夯实，行业应用走向纵深发展；电子商务交易额保持小幅增长，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进一步实现；网络音视频市场竞争加剧，平台治理机制日益完善；网络金融上下游生态日趋完善，数字化赋能提质增效；网络教育数字化转型全面启动，热点领域加快发展。

    三是在网络治理与环境方面，我国民生问题集中突破，治理体系日臻完善；网络安全产业进入快速成长阶段，数字安全成为数字发展战略保障。

    未来机遇

    据邬贺铨分析，新一轮机遇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为互联网企业发展开拓了新的蓝海；二，5.5G+云计算+AI等新一代IT推动摩尔定律持续发展；三，健全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监管制度支持互联网平台做大做强。“互联网平台不仅仅是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经济最有活力组织模式。社会对互联网平台有更大的期待，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大做强。”

    互联网经历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泛在化的发展时代，在这期间，伴随着移动通信的发展，在二十年前互联网开始了平台化。从2003年我国启动了电商平台，后来有云平台、社交平台、互联网金融平台、直播平台，整个互联网平台化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直到2020年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设置红绿灯、2022年常态化监管、2023年健全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监管制度。

    不过，平台并不是从互联网开始的。“古老的集市、现代的商场都属于平台。但只有跟互联网深度融合之后，作为生产力组织方式的平台经济才应运而生，它深刻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邬贺铨进一步解释道。

    按照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平台经济对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提升市场广度深度，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是降低教育成本，沟通了消费和流通；第三是促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平台经济促进创新，首先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信用成本、激活长尾市场、带动O2O业务、催生移动支付和普惠金融；其次是搭建创造性协作模式，沟通供需，盘活资源，推动生产要素跨区流动，提升社会效率；三是开启创新新范式，降低创新创业门槛，开拓全时服务市场。”邬贺铨说。

    与此同时，邬贺铨分析，30年来全球市值前十强从金融到IT再到能源，近十年来数字科技创新与平台企业为主导。因此，数字平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产业互联网将在中国爆发

    虽然工业互联网之风最早从美、德刮起，但是，中国却是最有条件、最有实力实现产业互联网落地、发挥产业互联网威力的国家。

    第一，中国具有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前景。需求层面，14亿大众是中国互联网航船的压舱石。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位列全球第一；电子商务交易规模34.81万亿元，已连续多年占据全球电子商务市场首位。更何况，有别于成熟的欧美市场和相对狭小的日韩市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各个领域的巨大市场也为企业新技术的孕育提供了必需的需求规模。供给层面，中国在互联网领域也拥有非常好的基础。乔布斯曾比喻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从一定意义上说，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也已成了成熟的蒲公英，种子不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第二，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体系。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意味着所有领域的技术创新，几乎都可以与中国工业制造能力链接。

    第三，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调整在中国具有难以替代的战略纵深。中国规模巨大、差异也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多样化的产业应用场景，让不同的技术方案和升级路径都可以得到探索和试验，形成三链调整、产业生态系统演进的巨大动力。此外，中国消费互联网领域发展基本实现了全球规模最大消费端的数据化迁移，积累了信息技术对产业进行改造的经验，可通过消费端与产业端对接，进一步拓宽三链调整的空间。

    第四，产业互联网重新“格式化”的过程中，中国不“差钱”。上篇已谈到，产业互联网对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要求较高，而且涉及与各行各业链接，因此培育过程投入较大，但中国市场尤其不“差钱”。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消费互联网发展的最强逻辑就是“烧钱”，过去10年就经历了8次“烧钱”大战：2011年千团大战，百亿融资烟消云散；2012年电商大战，以京东喊出“三年零毛利”为标志，价格战大幕开启；2013年在线旅游大战，携程、艺龙、去哪儿拼得你死我活；2014年网约车大战，仅4个月内，滴滴、快的便“烧钱”20亿元；2015年外卖大战，饿了么、美团、淘点点和百度外卖四巨头贴身肉搏；2017年共享单车大战，40多家车企逐鹿中原，每家平均“烧钱”4200万元；2018年新零售大战，其中无人零售“烧钱”百亿元后几乎全军覆没；2019年下沉市场大战，拼多多、淘宝聚划算、京东秒杀的“百亿补贴”交替上演。

    与此同时，中国还形成了两股“最强辅助”势力，可以让产业互联网最大可能释放威力。英国剑桥大学着名学者卡洛塔·佩雷斯在其着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将人类工业革命的发展史用一句话概括为“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础设施，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他认为，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真正爆发，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先行条件。而中国目前正好达成了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两个独特优势。

    北斗与5G技术的结合，超宽传输、低延时、应用场景无限，让产业互联网进入“高速公路”。5G技术的出现让超宽传输成为可能，支持数据传输达到100兆/秒，同时支持大连接，可以做到1平方公里100万个传感器联网。过去发展产业互联网，由于网络带宽可能不够，时延比较大，数据指令传到后台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决策再回来时难免出现时滞。而5G技术的出现使得数据指令能第一时间送到后台决策，第一时间反馈，让生产资源、信息数据、生产设备和员工能够高度无缝连接。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组网成功，更是可与5G技术相互赋能、彼此增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曾在报告中指出，5G技术与北斗结合，可以产生感知、学习、认知、决策、调控五大能力，“让广域或全球性分布的物理设备，能在感知的基础上具有计算、通信、远程协同、精准控制和自治等功能”。这无疑为产业互联网应用打开无尽想象。

    可以预见的是，在产业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大变局、大洗牌。一方面，当下正处于全方位的过剩阶段，依然遵循过剩必然出清的逻辑；另一方面，产业互联网不是一种平缓的增量改进，而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无疑将解构原有的产业格局，形成新的产业秩序。在国内工业互联网的战场上，就出现了互联网巨头、信息通信企业、工业企业，以及拥有相关背景的创业公司4股力量混战。仅在工业互联网的底层基座——工业互联网平台，就不仅有海尔、富士康这样的工业王牌部队一路高歌猛进，还有百度、阿里、华为等跨界者强势入局，再加上数以百计的后来者们，足够搅乱产业格局的一池春水，谁执牛耳还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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